末代皇帝溥仪为求生存写《我的前半生》

　　（来源：东方早报 时间：2011-3-29 16:25:29）

　　[导读]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，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，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“自由诚可贵，面子价更高，若为性命故，二者皆可抛”。活着成为最高价值，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？

　　

　　《我的前半生》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，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，对于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，源于认罪服法的交代材料的“灰皮本”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。

　　

　　《我的前半生》（灰皮本） 爱新觉罗·溥仪著 群众出版社 　2011年1月第一版　449页

　　末代皇帝溥仪是个世界级的奇人，所以改革开放不久就有外国人将其事迹拍成电影，而且多国多地参与，拍成之后获得了1988年度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奖。其所依据的除了庄士敦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之外，就是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。《我的前半生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以来，已经发行了两百万册，是部非常畅销的书。

　　然而这部书在市场上发行的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。一是群众出版社2006年8月第23次印刷本。这个版本基本上是1964年的初印本，只是前面加上了溥杰写于1987年的《序》，以及凌云写的《〈我的前半生〉是怎样问世的》，后来“全本”出世后，它又称为“定本”；二是2007年1月，群众出版社又出版了“全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这个本子比“定本”增加了十六万字；三是2011年1月还是群众出版社出版的“灰皮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。这三个本子可能会使一般读者眼花缭乱，十分困惑，都叫《我的前半生》，作者都署名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，自然会使人们产生哪本是真、哪本是假的疑问。

　　可以笼统地说，这三个本子都是真的，作者都是爱新觉罗·溥仪，但细讲其来源，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
　　“灰皮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可以说是这本书的“祖本”，印得最早，早在1960年1月便已印刷出版。因为是“政法系统内部发行”，当时内部发行的许多仅供参考的书，采取了内部发行方式，为了好辨认，大多用灰色纸做封皮（也有用浅黄色的），大家习惯称之为“灰皮本”，这个本子当时印量不多，据说只有八千本。

　　这个本子源于认罪服法的交代材料。1950年代初，“忠诚老实”运动之后，出现了一个写自传的小高潮，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员都要写自传。1954年我上初中时的作文题就有“我的自传”。这在社会上，在监狱里，那就更为严格。改造犯人时强调“深挖犯罪根源”，这必然涉及个人的经历，述说出来也就是“自传”。溥仪的弟弟溥杰在1987年为《我的前半生》写的序中说，溥仪和溥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认罪材料，他们都“努力总结自己的前半生，各自写出了一些东西”，管理所“对溥仪的特殊经历和他那几年以来思想变化颇为重视”，就让溥杰帮助溥仪详写他的经历与思想变化。于是由溥仪口述，溥杰笔录，完成了这本四十五万字的认罪类型的“自传”。当时溥杰感到，它不太像书。后来，这个认罪材料，油印出版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领导同志都看了，而且都给予了肯定。公安部因势利导，要求群众出版社组织出版，这便有了“灰皮本”。

　　“灰皮本”不能完全算正式出版物，不仅因为其中还有瑕疵，被领导同志指出，而且有些地方还是犯忌的，这都需要进一步修订。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陈毅副总理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力量修改，争取正式出版，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译介到国外去。于是，群众出版社派本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帮助溥仪“修订”。李觉得原本问题很多，很难以简单的删增来解决。经出版社领导与原作者溥仪同意，他在此本基础上、并通过调查考证（出版社专门派人替他搜辑资料与核对史实），“另起炉灶”，写了一个五十余万字的本子，也就是后来说的“全本”。这个本子经过各个方面领导和专家审看，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、何干之都提出重要的修订意见，作家老舍替他们把文字关，在通力合作下完成了这个被视为最佳的“定本”，应该说这是个比较完整的本子。但也应看到当时正值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”时期，忌讳颇多。比如张勋复辟时，有个邮传部侍郎名叫“陈毅”的，都被删去。溥仪本人正在与后来的妻子李淑贤恋爱过程中，怕书中所涉及的他与第四位“妻子”李玉琴的感情纠葛（李文达曾采访李玉琴，有第一手材料）影响了他的新生活，也被删去。当时还从政治角度考虑，李文达完全隐身于幕后，作者只署名溥仪。此本在大陆和香港公开出版，轰动一时，销量以十万计。

　　经历了“文革”，群众出版社并没有废弃李文达的那部未经删削的“全本”。当上个世纪那些历史条件都消失的时候，于2007年“全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出版。这个本子除了恢复了因历史条件删去的内容外，也恢复了许多文学描写，当时有的历史学家强调真实，把这些芟夷殆尽。因此“全本”不仅内容远较“定本”丰富，读起来也更有兴味一些。

　　前面说到“灰皮本”距今已经有五十年了，有了“定本”“全本”之后，它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什么五十年后再让它重新问世呢？从版本学角度来看，三个本子的差别，就显示出它们各有所长，用市场经济的语言说就是“各有各的卖点”。

　　“灰皮本”的卖点在于它是现存成书的最早的本子，是个原汁原味的本子，不像李文达操觚的“定本”“全本”。那两个本子，虽然也出于溥仪口述，但执笔者李文达是公安部属的工作人员，他的意见肯定有决定性的影响；而“灰皮本”则不然，虽然执笔者也非溥仪自己，但溥杰是他弟弟，肯定不敢违拗哥哥（旗人尤其重礼），何况这个哥哥还当过皇帝。因此这个文本，从史学角度来看价值更大。

　　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，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，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“自由诚可贵，面子价更高，若为性命故，二者皆可抛”。活着成为最高价值，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？因而，作为“认罪材料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“犯人求生心态”。这与铁窗之外、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。因此，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，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、取悦于社会主流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。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“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”，“把自己说的太坏”，他说的也就是这种“犯人心态”。

　　例如如何认识他在宫中时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。我们从庄士敦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和后来溥仪对庄士敦为人和事迹叙述中可见他对这位“洋师傅”是有好感的。可是这一节的题目就是“庄士敦和我崇拜帝国主义思想”，文中把他说成是“英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”、“祖国人民的敌人”。其实，当年溥仪作为青年人（只十六七岁），厌倦清宫腐朽没落、死气沉沉的生活，厌恶宫中的礼制，平时连到大街上走一走、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，他向往摆脱这种专制的桎梏，逃离皇宫，到欧洲去旅行、游学，怎么就叫“崇拜帝国主义”呢？这与那个时代凡是有官方背景的外国人必是该国“间谍”“特务”的主流舆论有关。另外，关于胡适见溥仪的过程，“灰皮本”介绍起因、过程与结果都与实际不符，其中有谎言，更多的是荒唐的分析。

　　关于起因，溥仪说自己只是新装了电话“好奇”，“只是想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”。实际上这件事在当年胡适日记（参见《胡适日记》1922年5月、6月）和溥仪写给胡适的信中都有记录，溥仪的“回忆”是靠不住的。

　　庄士敦与《新青年》许多同仁都很熟，他们都是北京“文友会”的会员。庄士敦在二十年代初还担任了一年的会长，次年就是胡适接任，两人很熟。在1922年5月17日，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前，庄士敦就对胡适说过，溥仪喜欢诗，曾读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胡适听了就送给庄士敦一部《胡适文存》，也托庄士敦转送给溥仪一部，可见溥仪与胡适已经有了间接的交往。溥仪通过庄士敦和胡适的书早就对胡适有一定的了解了。5月17日他给胡适打电话，要求第二天胡适到皇宫看他，胡适因为有事，没有答应，约定阴历五月初二（阳历5月30日）进宫。胡适届时前往，在养心殿中与溥仪对谈二十分钟，胡适告辞（因为他下午还有约会）。胡适在5月30“日记”中写道，溥仪除了谈到当时的新文学问题，表示他赞成白话外，又谈到“我们做错了许多事，到这个地位，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，我心里不安”。表示他个人想谋独立生活，清理皇室财产，但受到老辈人的坚决反对，因为溥仪一独立，他们就没有依靠了。溥仪谈到这些，分明有求得外界理解与支持的意思。这些决不是单纯“好奇”、“只是想看一看”胡适。

　　胡适走后不久，溥仪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：“久欲见先生，今日相见，深为欣快。上次先生给吾之大作《胡适文存》，良深钦佩。”信中还述说了清皇室数十年来为政不知变通，招致外侮，“且太后用海军费修颐和园，只图一己之私欲，对于人民置若罔闻。独不思一草一木，从何而出，正吾民之脂膏耳。彼以此等倒行逆施，万恶愚妇，原不足论。独惜我堂堂中华大国，为一二守旧人所坏也。德宗本欲变法，太后不惟不允，反出帝于瀛台，百般虐待，此非外人所能知也。后来中国国民知此守旧之朝廷，绝不能持，故有革命之思想。余甚赞成彼等之国家主义，不惜身命而改革此旧腐政治”（《文献·故宫(微博)琐载》）。如果说溥仪与胡适见面时，溥仪或许为了敷衍、说点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话，事后就没有必要再写这一封与他退位皇帝身份不相称的信了吧！因此，溥仪在“灰皮本”中关于庄士敦及与胡适会见的叙述和评论不仅不符合事实，而且其中是否有违心之言也值得研究者考虑。从“灰皮本”所看到的溥仪尽量趋附社会主流意见的做法，是不是与他在东京审判中作伪证（否认自己用黄绢给南次郎的亲笔信）有一脉相承之处？

　　《我的前半生》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，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，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，“灰皮本”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。